发布时间：2024-12-29 00:58:58 人气：141 次 来源：bob天博
睡前故事其实应该是父母每天陪孩子完成的一项亲子活动。有科学证明，小孩子在睡觉之前吸收知识的能力属于高峰期，睡前故事能促进孩子学习语言文字.故事线索本身就把许多语言现象串联起来，能帮助孩子逐步掌握较为复杂和多样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对孩子的启蒙教育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讲故事会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很多知识。
来到三八饭店时，四人同等个头、同样着装；周总理亲自点的哈尔滨特色菜锅包肉……据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何宏进一步探索研究，1959年12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哈尔滨并在三八饭店就餐一事虽在一些媒体有过报道，但仍有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从未披露。
1959年12月24日晚8时许，四辆灰色轿车从景阳街驶进靖宇街，拐向南三道街，缓缓停在三八饭店门前。从每辆车的后门都走下一位穿灰呢子大衣的人，四人衣着、个头都一样，他们自然形成一排，缓步向饭店走来。在饭店门口南侧警卫的，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太古派出所19岁的民警张汉友。据张汉友回忆，当时四人中只有前边的两位从他身边走进了饭店，第二位就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是他事先不知道的。原来，前一天道外公安分局原局长阚德普为参加警卫的20多位民警召开会议布置工作，要求大家恪守职责，甲级警卫着便衣不配枪，保证的安全，不要主动接近首长，当然包括不能主动握手、谈话等。这是张汉友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心情十分激动。
周总理到三八饭店就餐，当时新闻媒体报道周总理吃的菜品时只提到4道素菜。其实，当时还有一道周总理亲自点的哈尔滨的特色菜———锅包肉。由于当时是困难时期，每人每月凭票供给半斤肉，凭粮证供给二两豆油，以致于此事被尘封至今。
12月18日至24日，东北地区协作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周总理从北京赶来主持会议，并作重要报告。他从省、市领导的汇报中得知，哈尔滨刚刚研制成功的包饺子机正在三八饭店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那是一个全部由妇女经营的饭店，而且机械化程度很高，黑龙江省评剧团还特意将其事迹编排成评剧《跃进之花》。周总理听了很感兴趣，便表示要去看看，还亲自点名让三八饭店的女厨师做一个“锅包肉”。
当时三八饭店成立时间仅一年多，且女厨师也都只会做些简单的家常菜，根本没人会做锅包肉。这可怎么办？情急之下决定选出其中有一定基础的班翠霞连夜学艺。于是，时任哈尔滨市服务公司副经理的马克和三八饭店主任于秀莲以及班翠霞等人，于12月23日晚10时许赶到哈尔滨名厨郑义林家中，并诚恳地说：“郑师傅，这么晚了，打搅你们全家了，实在抱歉。有件大事得请你帮帮忙，明天中央首长要来三八饭店视察，还点名做一道哈尔滨名菜‘锅包肉’，这可是你家老爷子道台府膳长郑兴文的首创啊。现在您是权威，就请您教教班翠霞吧！”说着，拿出来他们随身带来的5斤猪后鞧肉和豆油等其他辅、佐料。
郑义林明白事情的重要性，二话没说，全家人立刻行动起来。按照郑义林的安排，儿子郑学章重新点燃煤球炉子，把淀粉放在大盆里用水泡上，各种调料摆好备用。班翠霞和郑学章把肉切好，炉子上的炒勺放入豆油。一切准备就绪后，郑义林从挂糊的多少、火候的掌握到调汁的比例等开始向班翠霞一一详细讲解，班翠霞学得也是格外认线斤猪肉已全部用光，可是班翠霞还没完全掌握好火候。此时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上哪儿去弄猪肉呢？大家都很着急。还是郑义林有经验，他思索片刻决定用胡萝卜代替，因为挂糊、调汁、翻炒几个环节班翠霞都过关了，唯独火候还差，能借助胡萝卜解决这一个问题。于是郑学章赶紧按父亲的意思找来胡萝卜，洗净切片，挂上湿淀粉给班翠霞练火候。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操作，班翠霞炸制锅包肉的火候终于达到色泽金黄、外焦里嫩、咬时有声了，在场的人长长出了一口气。而那个为练火候“发明”的炸胡萝卜，后来被称为“锅包素”，也曾在三八饭店作为一道新菜推出。
此时天已大亮，虽忙了一夜未合眼，可大家都不觉得累。马克掏出10元钱以示感谢，郑义林坚决不收，他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哈尔滨厨师的光荣。”几天后，郑义林得知班翠霞是为周总理做“锅包肉”，他和全家人都充满了自豪。
12月24日晚，周总理为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厅局级干部作完国际形势报告后，在省、市领导陪同下来到三八饭店。班翠霞回忆说：“当时我正在备料，心里也很紧张，但总理到厨房来过之后我反倒轻松了许多，没想到周总理是那么平易近人……”
周总理吃过班翠霞做的锅包肉后很感兴趣。这道菜，除了色、味、香、型之外，还有“声”的特点，因为在咬时能出声音。班翠霞听当时在场的三八饭店主任于秀莲说，周总理吃着这外焦里嫩的锅包肉非常满意：“可别小看这道菜，它的价值也同样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文化特点。”
周恩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知识分子人格上尊重、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照、思想上包容是一贯的。这从他与、乔冠华30多年的交往中可见一斑。
周恩来第一次见到，是1943年7月16日从重庆回延安，参加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从当年11月15日起，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会上，连续作了5天报告，回顾了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每次会上，一个青年总坐在会场一角，不停笔地埋头做记录，周恩来知道他就是两年以前接替周小舟担任秘书的，才31岁。周恩来在报告中，对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来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作了深刻检查，并分析了根源和危害，使深受教育，打内心里崇敬这位顶天立地的人。
1945年8月28日，随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国共和谈。同年10月10日，《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字后，返回延安，奉命留在重庆，直到当年11月25日，才与周恩来一起飞回延安。这段时间，在代表团驻地曾家岩50号，与周恩来有了更多接触。周恩来的印象是：是个不错的知识青年。
周恩来与联系最密切的是随转战陕北期间，他们在一起，先后到过12个县，在37个村庄住过，多数时间，周恩来与同住一间房。
1947年4月12日，周恩来随一行来到安塞县王家湾住下。王家湾是个小村庄，紧贴着半山坡，只有十几户人家。贫农薛如宪老汉腾出两眼半又黑又破的窑洞，（化名李得胜）住里面一眼窑洞，一半是小土炕，一张破炕桌，两个圆木墩子（凳），就没有空隙了；另一半是长方形土粮仓，摆满了酸菜缸，站在院子里就闻见一股酸菜味。周恩来、陆定一（化名郑位）、3人挤在迎门一间土炕上，共用一张小炕桌，办公时挤不下，找了个小树桩子，垫上棉衣，伏在锅台上工作。右首半间是个小土炕，钻进去腰也伸不直，任弼时（化名史林）在这里办公、睡觉。当时生活很艰苦，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喝榆叶掺面做的糊糊，啃榆叶窝窝头，一点不嫌苦涩，还笑呵呵地说：“好吃极了。”6月10日，周恩来随一行，离开住了58天的王家湾，来到靖边县小河口镇。这个镇子，依山傍水，被一片苍翠的树林包围着，河滩上是一座地主的大院子，十来间砖砌的瓦房式窑洞，三面排开。当地习惯住窑，穷人只能靠山坡挖土窑住，有钱人就用砖砌个门楼，外形像瓦房，进门还是窑洞，冬暖夏凉，住着很舒适。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都住在这里。半山坡上，一家军属的三孔窑洞，借来给办公、住宿。住北头，警卫人员住南头，当中窑洞炕上，是房东老汉养的蚕。8月1日，离开住了50天的小河口，经过连续19天的长途行军，来到朱官寨。在这里住了29天，又向葭县神泉堡转移。10月27日，离开神泉堡，两天后来到米脂县杨家沟。因为事前派来，将这里破窑洞作了整修，环境也比较安全，住了64天。1948年3月23日，周恩来随一行在吴堡县蟋蜊谷渡口东渡黄河，向河北阜平县城南庄转移。5月26日由阜平县到达平山县西柏坡。在这一年多时间里，除了为中央起草文件、中央开会作记录，还按照等人的指示，为新华社写了许多消息、社论和评论。在写这些文稿时，连办公桌都没有，不管炕沿、缸盖、碾盘、石头，随处一坐，纸放膝头上，就动起笔来，这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西柏坡期间，中央集体办公会由周恩来主持，作为新华通讯社社长出席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是新闻总署署长，仍任秘书。因为工作关系，两人接触更多了。
1951年1月8日，因劳累过度，突然胃出血，吐了一大盆子血，急送北京医院抢救。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周泽昭亲自为作检查，是胃溃疡引起的胃穿孔大出血，必须立即开刀。周恩来闻讯，立即赶来，召集医生会诊，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也来了。有人担心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很虚弱，怕经受不了动大手术。周恩来征询他夫人谷羽意见，谷羽表示同意“开刀”。手术后出现了意外，胃与肠粘连，需要第二次开刀，这下可受不了了。周恩来闻讯，又一次来到北京医院，听取医生们意见，他问医生：“除了再开刀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经过医生们的研究，最后决定不动手术，吃药、打针治疗。手术后，周恩来根据的指示，特地派人将颐和园的谐趣园整修好，让他和谷羽住进去休养。
1954年3月8日，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四稿后，右眼患了中心性视网膜炎，又一次住进北京医院，周恩来因忙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不得分身，特地托人传口信，建议去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随后赴苏，当年8月才回国。眼疾日渐康复，他又忙碌起来，协助周恩来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这年9月16日，周恩来致函：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第二、三两部分付印，约好于今（17日）早送你。第二部分还有些材料可以取用。第三部分从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取来，可用的材料甚少，也不好删改，你最好不要多用时间去看它，因为改写的报告，在政权一段宜短，以重写为妥。
我很不安。原想由我先将各方面初稿汇集改好后，再送你修改，不料忙了两周，竟不能终篇，而且误了时间，给你造成极大困难，这是我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严格说，也是思想上的错误，现在时间有限，请你与伯达同志一商，按照主席指示，如能重写就重写，不要受原稿的任何拘束，也许更便利些。如何，请酌。”
1955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决定在1956年初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为此，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钱俊瑞参加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是十人小组成员之一，他受周恩来委托，起草会议报告。1955年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纲，12月17日、19日两次约商谈如何起草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就报告的指导思想、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系统地提出意见。在家里，把搜集到的有关知识分子的重要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精心起草，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谷羽一觉醒来，他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大约忙了两个多月，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草稿出来了。1月6日起，周恩来多次召集十人小组成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反复讨论修改。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周恩来在写的报告草稿中，亲笔加上“他们（指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重大改变。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是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下为知识分子脱掉了“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帽子。1956年1月14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共1297人出席，主持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这个报告博得了与会者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都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深深感动。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忙于起草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对此很关心，他于9月10日致函：“乔木同志：外交部同志起草的这个稿子（指政治报告国际部分），只是将原稿国际形势和国际支援两个部分同外交部前稿参合在一起，而没有很好地加以改写。这就显得眉目不清，形势和任务、国际关系和国际团结都有混淆之处，我以为这部分题目，或者叫‘国际关系问题’，或者叫‘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政策’，而不宜叫‘加强国际团结’。内容先讲形势、后讲任务。形势这部分大体可用，但仍需在开头加以概括及分析。任务这部分，可以先讲国家关系，后讲各国人民之间的支持，但必须根据五项原则，条理分明，界限分明，这部分较难修改。我们的主要意见就是如此，并且倾向于不将兄弟党的关系写在这里。因为我忙于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不可能再参加讨论和修改了，一切请酌。”
在“”中，周恩来尽力保护。1967年2月1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万人批斗大会，上午8时，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将揪去，在胸前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和其他批斗对象一起，列队站在主席台后面等候。大会批斗谁，就把谁押进会场。直到下午3时，轮到批斗时，周恩来闻讯连忙打来电话，他才免了这场批斗，被押送回家。周恩来见一再被揪斗，担心他的健康，特地拟出三条规定：“一、今后各单位革命群众不要再把同志揪去批斗，如一定要揪去，必须经中央批准，各单位如需向了解情况，可以到胡处座谈，但不能斗争，谈话范围只能限于同该单位有关的情况，其他情况一律不要谈。二、今后革命群众可以向提问题，但胡写的检查交代等材料，只能交给中央，不能交给‘联络站’或其他单位，中央不承认什么‘联络站’。身边工作人员写的大字报也如此处理。三、同志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换个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应的休息。”这三条规定，经陈伯达、康生、“圈阅”同意，2月28日晚，由在南楼向和他秘书商恺宣布。但只安定了个把月，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后，因文中点了的名，又被揪斗。后来乘车路过住处（南长街 123号），准备去探望，因走错门而未遇，此消息传开，揪斗之风才逐渐平息。
抗日战争爆发后，乔冠华以“乔木”笔名，为香港《时事晚报》写“国际时评”，周恩来知其名却未见过面。香港沦陷后，乔冠华奉南方工委之命，护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安全撤出香港，于1942年秋来到重庆。周恩来派夏衍坐代表团的小轿车去接乔冠华。这是乔冠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留下的印象是：周恩来豁达大度，和蔼可亲。周恩来得知乔冠华感冒身体不适，娄山关又翻了车，一路上很劳累，像长辈那样嘱咐他：“你要多休息，怕是感冒有病，要检查治疗，工作问题以后再说。”
同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按照延安整风精神进行改版，周恩来指派乔冠华为《新华日报》编辑，主编“国际述评”，同时要乔冠华主编《群众》周刊，派左负、曾兴如二人作他助手。周恩来还交代乔冠华，多参加一些代表团外事组的活动。此时，乔冠华的行踪被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发觉了，他亲自到乔冠华临时住处冯亦代家调查。周恩来担心乔冠华的安全，让他搬到重庆地下党租来的纯阳洞附近一幢小平房里。 1943年4月初，乔冠华得了肠穿孔引起的腹膜炎，蜷曲着躺在床上，两手捂着腹部。龚澎与李灏将乔冠华送到市民医院抢救，李灏请外科主任梁树芳为乔冠华做手术。周恩来闻讯，特地到医院看望乔冠华，还送来了当时最珍贵的消炎药盘尼西林（青霉素），并让龚澎抽时间多来看望。这年秋天，由冯亦代、郑安娜夫妇牵线，乔冠华与龚澎结了婚。当时乔冠华住化龙桥，龚澎住曾家岩，生活不方便，周恩来特地在曾家岩50号三楼腾出一间办公室，让乔冠华夫妇住。1944年秋，龚澎生下第一个孩子，取名乔宗淮，满月后，龚澎又和乔冠华投入紧张的工作，常把小宗淮留在“周公馆”，由周恩来、夫妇帮忙照看，哭了抱，饿了喂，忙得不亦乐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都说这个“仔仔”命大福大。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于1946年5月3日，由重庆迁来南京梅园新邨。乔冠华夫妇调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乔冠华担任方面的新闻组长。过了个把月，乔冠华夫妇返回南京，随周恩来去上海，住在马斯南路52号周公馆。按周恩来指示，筹办英文版《新华周刊》，乔冠华每一两周举办一次有文化人参加的时事座谈会，介绍时局变化，军如何的迅速崩溃，人民如何的向前推进，以拆穿当局的谎言。11月15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召开 “伪国大”，命令代表团撤回延安，乔冠华夫妇也不能呆在上海了，英文版《新华周刊》只出了三期，乔冠华夫妇即奉周恩来之命，去香港筹建新华社香港分社。行前，乔冠华夫妇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几年以后再见面了。”说到这里，周恩来看看手表，时近中午，便邀乔冠华夫妇去吃饭，说：“我给你们饯行，吃一次上海大闸蟹。”1947年1月20日，周恩来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龚澎：“毛主席新年祝词、解放报新年献词及陆定一的国际问题文章（指1947年1月4日至5日《解放日报》连载的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都收到否？我们已编了4种小册子，前两种（1947年展望及论战局）已到沪，第三种论时局已到北平，第四种反映美帝沦中国为殖民地明日送出，到后均将由沪以纸版及原稿转你们，请翻印。关于国际形势，望你们仔细研究陆的文章，当知对苏战争目前已不存在，反苏战争的叫嚣只是企图独霸世界（苏联除外）的烟幕，故实质上美苏矛盾在世界制度上虽是基本的，但不是实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宣传两点尚对，但美国反苏已在削弱，连范登堡（时任美国参议院议长、外交委员会主席）也转移目光到东方了。四大家族（指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亦在北平翻译英文，译好后送你处统一校正后送美出版。”乔冠华夫妇还按照周恩来指示，接待安排从统治区疏散到香港的知名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人民渡江作战后，乔冠华又奉命联络在香港的知名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分批撤返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先在任署长的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任局长。不长时间，周恩来又点名乔冠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同时也是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兼任。从此，36岁的乔冠华登上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1950年12月，他担任新中国第一个代表团的顾问，随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1951年6月，他再次担任顾问，随李克农赴朝鲜参加停战谈判；1954年4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1955年4月，他随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亚非国家首脑会议）；1961年10月，他担任中国代表团顾问，随陈毅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十四国讨论老挝问题）；1971年至1976年，乔冠华连续6次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第26、27、28、29、30、31届“联大”，他还出席过两届特别联大，一次由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另一次由李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任副团长。乔冠华先后访问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中苏、中美、中日等重大外交会谈。乔冠华先后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十届中央委员。在外交战线年的历程中，周恩来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称之为“盐城二乔”的和乔冠华，在他二人成长过程中，周恩来是付出了许多心血的。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逝世，、乔冠华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周恩来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当时身体也欠佳，他几次抱病去医院探望周恩来，参加了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乔冠华随人护送周恩来遗体去八宝山火化，当晚又护送他的骨灰去劳动人民文化宫，让首都干部群众和外国使馆人员前去悼念。当时“” 控制着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守灵，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乔冠华在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都在场。”
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除分工负责军事，还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按4.5万兵员之数，由国民政府每月拨饷50万元，全部开支包括伙食被服等等平均每个兵员为11元。为节约军费，八路军出师之始，从士兵到总司令朱德，每人每月只发2至5元的津贴费。八路军挺进敌后，不断壮大，蒋介石想以军费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对八路军的扩军增饷问题，总是或拖或否。威名远扬的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就常因经费不继而受困窘。1938年1月，朱德、彭德怀曾向驻武汉的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告急：“部队扩大，使用费亦大增加，此刻已陷于极端困难，以至无法解决的严重状态中。”数日后，朱、彭在给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目前经费已极困难，特别新兵服装问题，不易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艰难中，产生了朱德那首感人肺腑、在大后方传颂一时的诗《寄语蜀中父老》：“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怯衣单，夜夜杀倭贼。”
经费如此困难，彭德怀掌管全军经费的分配使用，铁面无私。在他的主持下，1938年1月，全军首次规定了统一的供给标准，伙食标准按战斗生活的最低需要，每人每天为小米1斤半、油3钱、盐3钱、肉3钱（按16两秤计，合市斤每人每月肉、油、盐各为5.6两）、菜1斤。津贴费大体（困难时酌减） 为：师旅级5元，团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上士15元，士兵1元。全军之首、年高德劭的朱德，坚持和彭德怀、左权一样，只拿和师、旅长一样的5 元津贴费。规定标准后，2月份，115师直属部队单位和343旅开支稍大，3月12日就受到总部的查问。朱德、彭德怀给115师首长的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一、山西我军已达90000人，每月经费仅30万元；二、一二○师已达32000人，每月经费仅8万元；三、你师直及三四三旅，不足12000人，在一个月内已用去10万元，请你们设想经费如何开支？四、3月份仅能给你们3万元……”朱、彭在电报中要求115师彻底检查该师供给工作，还要将检查结果交给即请赴太行的北方局书记带给总部。
实际上，受到批评的115师直及343旅，在2月份所用经费，按人平均不过83元，尚不及当时中央军士兵月饷钱20元之半数。
在八路军的机关里，有一些小勤务员担任杂务，这些小兵多是坚决跟八路军走出来的贫苦少年，被亲切地称为“小鬼”。随着部队的扩大，机关的“小鬼”也增加了，连队也设了勤务员。彭德怀下部队，听说“小鬼”不安心干杂务，要求到班排，上前线。他支持“小鬼”，批评道：“连队也搞起了勤务员，这就是浪费！”但是，他也不让这些“小鬼”上前线。在和朱德研究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后，1939年2月14日，朱、彭正式下达命令，取消八路军各级首长的特务员和连队中的勤务员制，各机关禁止用17岁以下的勤务人员，命令将抽出的青少年组织成青年教导队或青年学校，培养他们做儿童工作或卫生工作。
1939年3月，由于根据地财政困难，八路军总部决定当月全军只发给每人鞋袜费5角。5月，每人只发给津贴费1元。5月30日，彭德怀在晋东南纪念“五卅”大会上发表演说，他挥动右臂，放开洪钟大嗓，说道：“我们人是不怕困难的……八路军本月每人只发津贴费1元，我们的总司令，今年50多岁了，也只领得1元。有人说，八路军特殊……这就是我们的特殊，这个特殊我们永远保持！”与会各界代表，莫不为之动容。 以八路军为榜样建立的敌后抗日政权，也同样最大限度地节省着民力、财力。彭德怀在为纪念七？七事变3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一文中特别提到：“晋察冀边区县政府，从县长、审判官以至伙夫、勤务员，不过50余人，月用经费800多元，其中县长零用费（无工资相当于津贴费）最高每月10元，伙夫每月2元，虽然这里的县长优待不大，比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的零用费还多着一倍。”
彭德怀在讲话中常提到朱德，对比他年长10岁、艰苦卓绝的总司令由衷敬佩。面容温和、性格宽厚的朱德，和面带威严、性格刚毅的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的千军万马，驰骋于华北，坚持于敌后。他们或在一起阅读电报文件，或在一起研讨军情，或在崎岖的太行山道上驱驰，有时又为节约马力而一起爬山越岭，总部人员称之为“慈总严副”。“慈总严副”，实为中国革命军事史上一曲动人的指挥。
彭德怀下部队，谁要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他不吃，还要骂人。有时做了好菜好饭，也没有人敢给他端去。彭德怀痛恨用公家的钱互相请客，大吃大喝，痛恨贪污浪费。有的干部说，我也不贪污，不过多吃多享受一些罢了。彭德怀在干部会上狠狠批评这种观念是“流氓观点”、“流氓意识”。
有人把彭德怀当成秉性苦行，这当然是误解。、做的四川菜，他最喜欢吃。刘、邓请他吃豆花饭，他总是欣然前往。一次，彭德怀去陈赓386旅驻地，陈赓等人正凑钱吃肉。干部怕挨骂，不敢去叫彭德怀，偏偏又叫彭德怀遇上了。正紧张中，彭德怀指着陈赓问：“好啊，你陈赓偷偷吃肉不叫我！”陈赓边吃边笑：“人家说彭老总见着肉就要骂娘，怕你骂娘嘛！”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又骂起来：“哪个的，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
在彭德怀漫长的戎马生涯中，这种场合是太少了。他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诫干部：“谁个不愿吃好的呢，问题是还有人在饿饭，在吃糠！问题是群众是否都有好吃的了！”“同志们，一定要了解，一粒米，一文钱，都是人民的血汗和脂膏换来的啊！”
尽管八路军的供应十分短缺，在频繁的转战中，每到一村一店，总部的工作人员都要了解驻地群众的生活，对最贫苦者给以帮助。如果工作人员顾不上去，彭德怀有时就会找他们来嘱咐，村里某处某家没饭吃，送点子小米去。某家有病人吃不起药，叫医生或卫生员去看看——彭德怀已经替他们查访过了。
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曾在沁县南底水村住过一段时间。在村北一所低矮的农舍里，住着一个王老汉。一天，王老汉遇到一名八路军战士和他拉家常。谈到日子光景，王老汉对这个朴实可亲的八路军说：“不怕老总（对大兵的称呼）笑线多岁，还是在民国元年时吃过一次肉呢！”老汉叹了一口气，“唉，有27年没吃过肉了！”
“那年，是我和人抬轿，送一位老爷去上任，抬到黄河边，老爷就要上船过河了，说，看你们抬了几天轿辛苦，赏几斤肉给你们吃。打那以来，就没有尝过肉的味道。”
王老汉不知道，他的这番家常，是怎样震动了饱经困苦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后，彭德怀和总部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是苦啊，我们要多多关心人民的生活。”
“中国老百姓生活真是苦啊”，这一声叹息，贯穿在彭德怀主持华北敌后财经工作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没收地主官绅的财产可充军费；平分土地和地主阶级的浮财，使千百万贫苦农民迅速改善经济情况，提高生产积极性。进入抗日战争，实行抗日统一战线，停止了土地革命。在中央向全国宣言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战时的财政政策是有钱出钱，合理负担，没收汉奸财产。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开始时，打汉奸和合理负担，由各部队分散进行，政策界限不清，有的习惯于打土豪，产生了过火行为，还滋长了随筹随花的不良习气。山西人本来省吃用、重积蓄，日寇劫掠、政府军征索、战争破坏，使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或消耗、或损毁，群众生活水平骤降，生产情绪十分低落。根据地建立之初，整理财政以恢复民气，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大将理财，首先统一号令，严明纪律。在纷乱如麻的经济局面下，彭德怀提议并主持成立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经委员会，实行军政民费用在各战略区内的统筹统支，实行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原则，既保证军政民各费用得到适度保证，又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贯彻统筹统支，建立起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由政府统一财政收入，各种收入统归金库，未经正式手续，任何人不得随便开支。部队由供给机关成立有主要首长参加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
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八路军总部以杨立三为首的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
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而八路军的月军饷只有61万元。在当局限共的政策下，国民政府军政部不但不增加军饷。反而时时扬言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为使部队的供给完全建立在根据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除千方百计促进根据地的农副业生产、小工业、手工业生产，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彭德怀感到，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根据延安中央的指示，彭德怀和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笔账，找到了答案。这笔账是：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约需 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计，每人每年负担10元左右，约需要50人负担一个兵员。当时，抗日根据地人口为3000余万。
根据这个计算，彭德怀在北方局高干会议上阐述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全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总数不超过全人口的3%之数。这样根据地能保持必要的兵力，又不使民众承受更多的负担。1941年末，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的精兵简政的号召中采用彭德怀这一方案，要求各根据地做到总兵员不超过人口的2%，党政民工作人员不超过1%，总脱产人员不超过3%，这凝聚着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之情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负担政策上，彭德怀主持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改革田赋制。为实现合理负担，各根据地进行了田赋税收的整理。从整理田赋中，发现田赋按亩摊派，表面上似属公平，实则由地主富豪操纵，很大一部分负担，被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户身上。
1938年秋，敌后抗日根据地丰收在望，彭德怀决心使贫苦农民真正享受丰收果实。在秋收征赋前，他向中央书记处、朱德建议废除田赋制，改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经中央同意，在根据地内全面实施。阎锡山提出的合理负担的口号，却在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得到具体实现。
经济战华北敌后抗战是一场以军事为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全面战争，敌人称之为“总力战”。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与敌后军民的反封锁，敌人对全华北的经济掠夺与敌后军民的反掠夺，构成了一场场生死攸关的经济战。
斗争是从货币战、贸易战开始的。彭德怀在挂帅经济工作之初，并没想到他要学会做生意。一接触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彭德怀发现了自己面对着一个十分混乱的市场。在这一个市场上，除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外，还有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一些地方银号、商号以至当铺发行的票子。各类杂钞纸质低劣，有的发行人已经远走他乡，信用不保，群众不敢使用。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币“联银券”乘机打入市场。日寇一面用伪币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中央军也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这些都极度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稳定。
为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在1939年2月又向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的本位币。在建议中，他请求中央派遣懂行的干部来前方进行筹建工作。这一建议也得到的赞同和支持，给前方派去曹菊如等人。当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发行了冀钞。
冀钞的发行曾引起当局的不满，也引起根据地一些人的不了解，为什么不用法币而要自己另发行本位币？彭德怀说，这是研究了晋察冀区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经验而决定的。因为地方本位币没有外汇，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可保护根据地的贸易。发行地方本位币后，根据地内禁止法币流通，个人的法币可向银行兑换不受损失；而敌人不能吸收根据地的法币，我们手里的外汇就不会丧失。在根据地内只许单一的本位币流通，我们就可严控发行数，平稳物价；可以用本位币发放工农商业的低利贷款，以扶植根据地的经济。
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的经济看，发行本位币是成功之举，也是形势必需。经过多方研究，彭德怀提出，把冀钞的流通量，限制在不超过根据地人口人均3元之数。1942年后，敌人展开疯狂的粮食掠夺，彭德怀又提出统制粮食，使粮食这一农村中的主要商品、战争中的主要物资，成为冀钞的有力准备，巩固了冀钞的币值，形成了独特的以粮食为本位的币制，使冀钞长期保持稳定。太行山物价之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他区所不及。冀南币币值亦高。太行山物价上涨指数，始终低于货币发行上涨指数，与政府区和敌占区物价的飞腾，适成鲜明的对照。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中国领导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他率领部队在华北太行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指挥八路军英勇杀敌，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七月的一天，骄阳似火的晋东南热得透不过气来，朱德和左权等总部首长头顶烈日，冒着酷暑，翻山越岭来到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太行山区的黄崖洞实地察看地形，研究部署防御工事，以抵抗日寇的疯狂扫荡，保卫兵工厂。
五十晋四的朱德身着八路军军装，身姿矫健，不停地穿梭在山梁和沟壑间。一会儿环顾四周，一会儿端着望远镜远眺，他和总部首长仔细地端详和分析这里的地形地貌，分析研究战术战法。累了一上午的他们顾不上休息，又风尘仆仆地来到榆树坡视察兵工厂。
中午时分，兵工厂的同志为他们准备了小米饭和部队自产的萝卜、土豆、小白菜等简朴的午餐。首长们和担负兵工厂保卫任务的某连战士们一样，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着。朱德时而用风趣的语言讲着一些有趣的事情，逗得战士们乐呵呵的，让战士们感到格外亲切，没有了距离感。
这时，彭连长悄悄地离开座位，向厨房走去。他考虑到总司令辛苦了一上午，又累又渴，便吩咐炊事班的同志为他做一碗鸡蛋汤。
朱德没露出喜悦的表情，也没尝一口汤，而是把彭连长拉到一边，严肃地说：“小彭，要记住，我们领导干部任何一个时间里不能搞特殊化，特别是现在我军处在困难时期，更应做到这一点。”
彭连长听后既难受，又感动。难受的是，总司令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既操心又劳累，怎么能和年轻人的身体相比啊。感动的是，总司令与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渡过，什么敌人不能战胜呢？
带着感动，带着敬佩，彭连长随朱德回到了餐桌上。朱德端起那碗装满战士们深情厚谊的鸡蛋汤，走到他们身边，给每一桌的盆里都加上一点。不论战士们怎样推辞，他都坚持分给他们，并说道：“无论当首长，还是战士，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我们都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要有福同享嘛，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听朱德这样一说，战士们怀着感激之情，欣然接受了。他们了解，他们喝下的不单单是一口鸡蛋汤，那里面，盛满了朱德对士兵的关怀。
一位战士含着热泪说：“感谢首长，感谢朱总司令，让我们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得到了家庭的温暖。”
“你是连长，人民群众把100多号人交给了你，你就要对这些战士负责，当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环境越艰苦，越要把战士的生活搞好。他们要爬山越岭反扫荡，还要担任工厂的警卫任务，很辛苦啊！你这里的条件比前方好些，要注意干部不能搞特殊化，要和战士同甘共苦，党员干部尤其要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朱德，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一碗蛋汤，表现出他廉洁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品质。
2010，一个叫哈利的男孩30岁了，也就在2010年的年底，《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最后一部开始在全球公映，于是，“哈迷”开始了一次集体伤感。
“多比死了，疯眼汉死了，海德薇死了……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空空的。对于哈七，是既期待又害怕的。不愿意去接受整个哈利系列的完结，就如同不愿意去接受我们那份年少记忆的完结。不敢去想象每年再没了那份期待，不再有《哈八》，不再有《哈九》、《哈十》、《哈十一》，不再有那个叫做哈利· 波特的男孩，不再有那些陪伴了自己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魔法师们……其实多么希望有机会能够一直这么下去，就如同希望自己永远不用告别年少。可是，它终究是要结束了，连同霍格沃兹，一起结束在这个时代。”——一个网民在博客里写道。
历经十年，哈利·波特没有让粉丝失望，《哈七》被称为“最后的经典”，而它给观众带来的震撼与享受，超出了前六部作品中的任何一部。这部电影无论从视觉还是听觉上都给人带来极大的享受。影片一开始就渲染出一种压抑伤感的气氛，赫敏无奈的离家出走、麻瓜家庭被杀的新闻，让观众深切感受到影片的气氛，并融入其中。影片中勇士们与黑巫师的格斗情景，到处乱飞的魔咒，不时传来的爆炸声和尖叫声，让观众的心都提了起来。观众时而被幽默的语言逗的捧腹大笑，时而被惊险场面吓的高声尖叫，时而为恶势力的可耻怒吼，时而为感人的场面黯然落泪。影片自始至终都带动着观众的情绪，每一个情节都牵动着“哈迷”的心。
收官之作的震撼效果让观众仍意犹未尽，“这趟没自来！”一位影迷兴奋地说，“这部是我看过《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最精彩的一部。现在很期待《哈七87wdcom（下）》的放映。”另一位哈迷说：“影片的效果比以往更逼真，人物形象也刻画得更加细腻。”虽然享受到如此精彩的视觉大餐，但部分哈迷却感到黯然神伤。一位哈迷说：“《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上）》绝对是一部无愧于哈迷的影片，让人对影片的下部有了更多的期待。这部收官之作的放映让人觉得要与《哈利·波特》说再见了，虽然不舍，但又很无奈……”
《哈利·波特》自1997年问世，2001年第一部影片的上映，到现在“最后的经典”的放映，它整整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如同小哈利一样，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了一个敢于面对挫折与挑战的青年。它在哈迷心中已不单单是一部小说或一部电影，而是一个关于童年、青春和梦想的真实记忆。
